現代訴訟制度是以充分保障被追訴人的辯護權為其本質特征的。日本有位教授曾指出，人類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歷史實質上是辯護制度發展的歷史。也正因為如此，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將辯護權視為公正審判的核心內容。我國1996年和2012年兩次對刑事訴訟法進行的修改也都以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及相關制度為主要內容，從而使我國刑事辯護制度乃至刑事訴訟制度取得重大進步。
濟南市中級法院對薄熙來涉嫌受賄、貪污、濫用職權案的庭審是在2012年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生效實施的半年多以后進行的，通過對庭審活動創舉性的微博直播，人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被告人薄熙來的辯護權得到了充分保障。這一事實不僅彰顯了司法程序本身的公正，受到社會各界甚至海外媒體廣泛的好評，而且也將有力地促進法院對該案在實體上作出公正的裁判。
辯護權是一個極其豐富、不斷發展的集合概念。廣義上它是由條件性的辯護權利、手段性的辯護權利、保障性的辯護權利等一系列訴訟權利組成的。在薄熙來案的審理中這三個方面都有充分的體現和保障。
首先，在條件性的辯護權利方面，我們了解到在庭審前薄熙來有權自己選擇、委托辯護律師，并與律師進行充分的會見、交流;同時通過律師的閱卷和辦案機關召開庭前會議，他全面了解、掌握了檢察機關對他指控的犯罪事實和相關證據。這一切為他和律師做好出庭辯護準備，創造了重要的條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在手段性的辯護權利方面，不僅通過審判長的告知和律師的幫助，薄熙來了解自己在法庭上享有回避申請權、質證權、舉證權、辯論權、最后陳述權等一系列重要的訴訟權利，而且還充分地行使了各項訴訟權利。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充分地行使了對控方證據的質證權。法庭不僅使他有機會對控方出示、宣讀、播放的書面證言、視頻證言以及其他證據發表質證意見，而且為了保證被告人的質證權，還安排了多名重要證人包括正在服刑的有關人員出庭作證，使薄熙來本人及其辯護律師有機會當面向對被告人不利的這些證人對質、發問。這種做法在以往同類案件的審理中是很少見的。
